支持鸣谢

行知计划 | 杨旭伟：我的三次田野行走，从探寻到扎根

发布日期：2026-07-14

探寻撬动社区的力量实务工作者研习营由正荣公益基金会、北京市近邻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联合主办，旨在通过对根植于在地文化的社区实务案例的深度探访，以及通过基于行动研究方法的实务案例研习和实务工作者的团体共学，实现实践知识的生产，为实践者赋能，提升本土性的实务工作品质，探寻撬动社区的力量。

伴随着最后一期工作坊落下帷幕，为期2年的学习差不多也就暂时告一段落。2年，6期工作坊，11场专题讲座，行动研究报告辅导23次，小组活动26次……一个个数字，见证的是研习营伙伴们共同的学习过程。

本期为大家带来研习营伙伴杨旭伟（岩羊）的学习心得。岩羊老师虽然只参与了三次工作坊，但每一次都全情投入，认真思考，深挖每场参访背后的实践内核，探究每一个学习点的精华，对照自身工作去结合及实践……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岩羊老师的总结中看看他的所思所悟。

学员在周山村的合影

三次行走，一条脉络

从山东青州的大福地社区，到贵州黔东南的侗寨鼓楼，再到山西长治的关头村——这三段田野行走，于我而言，并非一次偶然的学习拼盘，而是一条逐渐清晰的脉络：从“探寻社区治理的文化根基”，到“看见文明传统的行动力量”，再到“反思实践的可持续路径”。每一次出发，我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传统文化与生态智慧，能否成为当代社区工作的真实支点？每一次归来，我都在修正自己的答案。

本次研习营的学习设计，恰好回应了这个追问。它没有给我标准答案，而是带我走进三个真实社区，让我用脚步、耳朵和心去触摸那些活着的传统。三篇行研报告，是我的田野笔记，也是我的思考轨迹。

研习营的设计逻辑

回顾三段学习经历，我对研习营的整体设计有以下理解：

场域选择的内在逻辑

三个参访地点构成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光谱”：青州大福地是城市社区中传统文化复兴的实验；贵州侗寨是山地文明传统与现代化冲击的直接交锋；山西关头村是乡村教育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探索。它们共同指向一个命题——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书本里，在社区的日常实践里。

2.“行知合一”的方法论

研习营的设计超越了纯粹的课堂讲授，而是将学习嵌入真实的社区场景中。在大福地，我们体验晨起诵读、太极；在侗寨，我们参与鼓楼议事、种子博物馆；在关头村，我们深入课堂、农耕和老人服务现场。“用心体验，听话照做”——这是杨静老师在每个工作坊开始时都会说的话，也是整个研习营的方法论底色。

3. “反映对话”作为学习深化机制

特别是在侗寨参访中，杨静老师主持的“反映对话”环节让我印象深刻。它不是泛泛的经验分享，而是通过追问、澄清、具象化，将个体行动与更宏观的社会结构、文化脉络连接起来，帮助实践者看见自己的“行动—背景—价值观”三角关系。这种方法对一线社区工作者尤为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从混沌走向清晰的路径。

4. 研习营整体给我的核心收获

回顾三段学习，我自己的核心收获在于三点：

第一，理论框架的具象化——朴门永续的“三照顾”原则，在大福地看到了文化维度的呼应；在侗寨看到了稻作文明基因里的生态伦理；在关头村看到了“天人合一”向教育实践的转化。

第二，参照系的开阔——从一个江南农村社区工作者的视角，走入齐鲁儒风、侗寨鼓楼、上党古地，文明视野的跨度本身就是收获。

第三，行动者的韧性——无论是大福地的段校长、侗寨的凤英与传辉夫妇，还是关头村的鲍喜堂校长，他们身上那种“力微不卑”的精神，是比任何课程都更深刻的教育。

贵州云上粮仓

三个田野站点的个人观察与分析

青州大福地（2024年9月）

—— 传统文化驱动的城市社区治理实验

传统文化与社区治理的有机结合

大福地社区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传统文化没有停留在装饰层面，而是真正嵌入了社区治理的肌理。社区紧扣“孝亲尊师”核心理念，通过党建引领、文化开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仁爱诚信相结合。老年大学、敬老餐厅、百家宴、诚信超市、亲情化物业——这些具体的实践载体，让传统文化从口号变成了可触摸的日常。最打动我的细节，是保安室被命名为“恭礼亭”，保安与业主互相行礼。这种日常的礼文化实践，比任何宣传标语都更有渗透力。

生态思维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共鸣

作为关注朴门永续设计的社区工作者，我在青州大福地找到了意外的共鸣。社区推广“零污染社区”理念，通过环保酵素、垃圾分类等生态实践，让居民在健康生活中加深对“天人合一”的理解。这与朴门“照顾地球、照顾人类、公平分享”的核心原则形成了跨文化的呼应——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人类对和谐共生关系的共同追求。这个发现对我自己的乡村治理工作有直接启发：推动环境治理时，应更加注重生态思维与本土文化、民俗的融合。

制度构建与社区教育并重

大福地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文化的浸润需要制度的保障。社区不仅有持续全面的传统文化教育（胎教→老年大学的全龄体系），同时建立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考核机制，确保各项工作的规范化和可持续性。没有制度，文化是软弱的；没有文化，制度是僵硬的。大福地的经验，恰恰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反思自己的本土社区工作，我在推动居民参与方面有所实践，但在制度化、常态化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大福地的经验值得借鉴。

【我的反思】

青州之行，帮我建立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传统文化驱动社区治理，需要同时在文化认同、居民参与、制度建设三个维度发力，三者缺一不可。它也让我对“文化治理”这个概念有了具象的认知，而非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

二、黔东南侗寨（2025年3月）

—— 山地文明传统的治理智慧与现代性挑战

稻作文明与治理结构的深层脉络

站在都柳江畔的礁石上，江水翻滚而下，我对“文明”有了新的感知。云上粮仓的种子博物馆里，侗族香禾糯与河姆渡古稻共享耐湿基因，黑糯米与良渚碳化稻米共享蜡质基因——这些科学发现印证了侗族《祖公迁徙歌》中“携稻种溯都柳江”的史诗叙事，也揭示了南方农耕族群跨越千年的生存智慧共鸣。鼓楼中心四方的结构木柱，既是侗族人心中公共生活的核心象征，也暗合“天圆地方”；单数檐层寓意“为村寨凝聚阳气避阴邪”，这与汉族古塔的民俗禁忌相通。传统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里，都藏着治理的密码。

款制与寨老：活着的传统治理

传辉老师介绍的侗族“款”制度令人震撼——小款（邻近村寨联盟）→中款（流域内十数村寨）→大款（跨省际数十至上百村寨）的三级体系，加上寨老在日常纠纷调解中的核心角色，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山地自治传统。村口石碑上“三个120”的款约（120斤猪肉、120斤大米、120斤米酒的违约责任），清晰、细致、接地气——让人有一种时空穿越的参与感。相较纳西族宗教化的自然神崇拜，侗族的自然崇拜更加世俗化，也更易转化为可操作的款约，被直接写入村规民约。这对我在溧阳推动村民自治议事规则，有直接的借鉴价值。

文化创新驱动的乡村振兴实践

云上粮仓的运营团队（吴凤英和张传辉夫妇）多年来探索出一条“文化赋能+社区参与+生态经济”的乡村振兴路径：通过“种子博物馆”保存濒危老品种，通过“云上侗寨小歌队”让传统侗歌走进央视舞台，通过靛染、侗绣手工艺带动本地就业，通过订单农业与生态旅游实现经济自足。这些实践让我看见：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博物馆式的保存，而在于与现实生活、与经济生计的深度融合。

空心化与文化断层：真实的挑战

我也在侗寨真实感受到了现代化带来的撕裂：黔东南侗寨青壮年外流率达50%以上，很多村寨鼓楼议事的出席率严重不足，传统糯食技艺面临失传，“稻鱼鸭系统”的生态功能逐渐退化。文化符号的商品化风险、传统生计的瓦解、发展带来的生态风险——这些问题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乡村振兴不是浪漫的想象，它需要直面人口外流、文化断层、经济脆弱性等真实的结构性问题。云上粮仓的实践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无法回答所有问题。

【我的反思】

侗寨之行，让我从“文明史”的宏观视角重新理解了社区工作。稻作基因的跨时空对话、款制治理的现代启示、歌队传承的代际力量——这些内容极大地拓展了我的参照系。我也第一次在田野中深切感受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与撕裂，而非仅在理论层面理解这些概念。

三、山西关头村（2025年6月）

—— 三亲教育的十年探索与可持续发展反思

从百家争鸣到教育"两创"的历史脉络

在长治关头村——这片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土地——研习“三亲教育”，有一种奇妙的时空叠影。荀子的务实法治传统、“独尊儒术”后的儒法并用——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吸收融合各家思想精华中延续发展，形成“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当代“两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路，正是这种文化基因的延续。三亲教育（亲情、亲乡土、亲自然）以其“道法术器”的系统构建，在乡村教育场景下生动诠释了这一思路：传统文化为“道”，四结合/五教育/六启蒙/八心法为“法”，具体课程实践为“术”，书院与村庄环境为“器”。

生源结构错位：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真实问题

然而，在我的实地观察和多方面反馈中，三亲教育面临一个核心矛盾：项目的初衷是解决“乡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但现实是约90%的学生来自太原、成都等地的城镇中产家庭（需家长陪读），本地常住村民子女占比不足10%。本地村民的反馈直指要害：“村里孩子都去县城上学了，这里教的《论语》不能当饭吃！”这个真实的张力，揭示了三亲教育与在地需求之间的错位——“三亲”理念对于触达最需要它的原生目标群体（本地留守儿童），还有相当的距离。作为来自农村的一线工作者，我对这个问题格外敏感。我们推动的许多公益项目，也经常面临“服务对象错位”的困境——外来的理念和方法，是否真正回应了本地人的真实需求？这个问题值得长期警醒。

可持续性挑战：核心人脉驱动与外部依赖

三亲教育的十年坚守，令人动容，但也面临可持续性的真实挑战：高度依赖张孝德教授（理念与资源链接）和鲍喜堂校长（在地声望与人际网络）两位关键人物；经济模式依赖外部资金和中产家庭付费，较为脆弱；关头村作为“空心村”，其项目运行某种程度上是在“半隔离”环境中进行，与普通乡村面临的真实复杂情境存在距离。我基于之前的学习报告，提出几点建议（也是自我参照）：一是提升本地生源比例，设立“乡土根苗助学金”降低就读门槛；二是课程在地化，邀请本地老人、匠人担任“乡土导师”；三是发展社区支持型农业（CSA），探索教育与生态农业的深度整合；四是通过“社区教育议事会”将校方、城市家长与本地村民纳入共同治理。

【我的反思】

关头村的反思是我三段学习中最具批判性的一段。我对三亲教育的敬佩是真实的，对其挑战的质疑也是真实的。任何美好的理念，都需要在真实的乡土中检验其可持续性。这提醒我：在溧阳推动社区工作时，也要警惕"外来理念"与“本地需求”之间的错位，时刻保持对真实服务对象的诚实。

三段学习之间的内在关联

三段田野行走并非各自独立，而是构成了我思考社区工作的一条递进线索：

大福地让我看见：传统文化可以作为社区治理的精神纽带，其“孝亲尊师”的核心价值观能够凝聚人心、提升参与感，传统文化、居民参与、制度建设三者缺一不可。

侗寨让我看见：文化传承不仅是静态的保护，更是动态的创新——云上粮仓将侗歌、种子博物馆、生态农业整合为一条“文化赋能+社区参与+生态经济”的乡村振兴路径；同时也让我真实感受到空心化与文化断层带来的撕裂感。

关头村让我看见：传统文化的“两创”框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行动力，但“道法术器”的系统构建需要在真实乡土中检验生源结构、经济模式、人际依赖等脆弱性，否则容易成为悬浮的愿景。

三者共同指向一个核心洞见：真正的社区工作，文化是入口，但不是终点；传统是资源，但需要与现代需求共创；行动者情怀是起点，但制度建设才是可持续的保障。

贵州美德村

我的不足与期待

反思自己的三段学习，也有明显的局限：

1. 时间张力

每一站的学习都只有数天，“体验”有余而“深描”不足。真正理解一个社区，需要更长期的蹲点观察，而非走马观花式的参访。

2.从学习到行动的网络断裂

三段学习虽然建立了跨地域的人际联结（研习营同学之间的情感连接是真实的），但回到溧阳本地，缺乏持续的支持网络和共同行动机制，“学习”与“实践”之间存在明显断层。

3. 对批判性维度的保留

我始终保留对所考察对象的质疑与建议，这既是反思，也是对自己“在地立场”的诚实。大福地的地产补贴依赖、侗寨的旅游商品化风险、关头村的生源错位——这些真实存在的问题，不应被理想化的叙事遮蔽。

贵州美德村一景

结语

三段田野行走，我带回来的不只是三篇报告，更是一种逐渐笃定的信念：真正的社区工作，是文化的工作，是关系的工作，是扎根的工作。“不舍得，是因为真的发生了。”——这是研习营伙伴的反馈，也是我的心声。

在大福地我感受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区温度；在侗寨我听到跨越千年的稻作歌声在孩子们的童声中回响；在关头村我看见一群人用十年时间践行“以文化唤醒生命”的教育理想——这些“真的发生了”的事情，是我继续走下去的理由。未来，我希望能够将研习营中汲取的文化智慧与生态思维，带回我的在地实践中，在真实的社区场景里，继续这条"从探寻到扎根"的路。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笔者介绍

杨旭伟（岩羊），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社会工作者，澪碳社会咨询服务（常州）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常州市环境资源保护公益协会公益项目部部长。2002年~2015年，在上海从事建筑、规划设计工作，经历了国内城市化和房地产开发的黄金时代，同时也见证了传统熟人社区消解为现代陌生人社区的过程。2017年至今，带着重塑社会生态的理想和构建生态社区的初衷，深入城乡社区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以生态视角和社会工作方法开展生态营造实践，持续推动城乡社区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