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主题论坛 | 张洋勇：在福建做公益的7道必答题

为推动东南地区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及促进地区公益生态链的健康生长，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携手正荣公益基金会、福建省同心慈善基金会、福建省兴业慈善基金会于2015年7月11日上午9:00-12:00在福州世纪金源大酒店举行“财劲其用，善劲其力一一非公募基金会与社会公益创新”的主题论坛。

此次论坛邀请徐永光、李志艳、张洋勇等主讲嘉宾分享有效资助和社会创新的优秀经验，拓展本地公益视野。

以下是本次论坛的战略合作媒体NGOCN对张洋勇老师的采访：在福建做公益的7道必答题。

采访嘉宾：张洋勇

原创·采访：雨露

张洋勇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工实习课程主任、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非营利组织，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等

       据了解，在7月11日举行的非公募基金会论坛福建论坛上，您会发布一份关于福建公益组织的发展状况的报告，可否先透露一下研究的内容。

张洋勇：近3到5年福建省的公益组织发展速度比较快，其中社会工作类的机构最为迅速。这主要是因为外围政策环境的大力促进，以厦门、晋江这两个城市为重点，政府在推动购买社工服务方面，每年投入的资金量特别大，因此社工类的组织发展快速。以厦门为例，2015年初，社工类机构近50家，而厦门市总人口才三百多。晋江市作为一个县级市，受孵化、购买等外围政策的影响，2013年开始，陆陆续续新注册了大概近10家社工机构。

       福建公益从业人员状况又是怎样的？

张洋勇：我的研究主要关注对于从业人员的社会支持，分为正式的支持网络和非正式支持网络两部分。

正式的支持网络包括政策、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机构的福利薪酬等部分。从这个角度看，福建的公益从业人员获得的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支持还比较健全，但福利相对较低，不同机构从业者的职业发展和专业培养的支持存在差异，水平偏低。

非正式的支持网络部分，即在正式的支持网络之外，公益从业人员遇到一些困扰、困惑的时候，他会向谁寻求帮助。来自家庭的影响对公益从业者坚持公益职业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朋友和同事之间的情感支持对公益从业者而言是一种积极的常态支持。

一个应届社工系学生进入社工机构工作，薪酬在同城来说是怎样的水平呢？

张洋勇：这个会有差异，厦门市的社工薪酬总体来说比福建省其他城市要偏高一些。今年年初，厦门一般社工机构对应届社工的薪酬大概是在税前3000左右的起薪，在晋江和福州则是2500左右。但即使在厦门是3000左右，也是偏低，因为厦门的社平工资是五万多。

如果社工要在厦门、福州这些地方安家乐业，他们需要一些相对可靠的薪酬、户口政策。目前来说情况还好，是因为近2～3年新成立的机构，招的人里年轻面孔比较多，像刚从大学毕业的，他们还没急着说要安家，可能是在寻找职业方向，因此流动性也比较大。因此目前薪酬以及外围的支持的部分缺乏的负面影响还没那么明显，但也已经显露出来了，就是流动性大。

整个福建公益组织的发展速度都很快，其中厦门的公益氛围，势头是最快速的，但厦门市的户口政策限制，使得公益从业人员扎根面对的问题比较突出，如果是没有厦门市户口，光凭薪酬，一个月三四千，如果是夫妻都是这样的工资水平，要买房是相当困难的，子女上学也有很大影响。不过近期厦门市也正在考虑出台一些面向公益机构的从业人员的人才政策。

      近几年的数据显示，福建的非公募基金会数量非常多，但感觉活跃的比较少，为什么会这样？

张洋勇：福建公益基金会的数量，在全国来讲排名不低，但真正活跃的就那么几家，兴业基金会，正荣，同心慈善基金会，河仁慈善基金会。另外就是一些常规的国字头公募基金会和一些由企业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

基金会多，但活跃公益基金会少，这个是有问题的，但正好说明在这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由企业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需要能够“走出来”，就像南都、福特基金会那样，能够和它的发起方区分开来，独立运作。

很多基金会，它很大程度上受发起方的影响，有些发起方，则还没有太想明白这个基金会究竟想要做什么，就先把它成立起来，但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像在厦门有两家与空运和建设相关的公益基金会，由企业发起的，基金会的管理人员基本上没有全职，由企业的人事部门兼任，在服务和项目开展方面规划性不够。

另外有些基金会是真的想做事情，但真的不知道怎么操作。因为福建省在民营企业和合资企业这个部分很有特色，今后在非公募基金会的运作与管理这一块的空间非常大。

      那当地NGO的资助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张洋勇：据我的观察，目前福建省，绝大多数的公益组织是从政府购买里面得到资金的，尤其是有些社工类机构，几乎100%的资金来自于政府购买。如果说要找基金会，包括公募的、非公募的，能够走出去就找南都、正荣、同心、敦和这些比较典型的，如果走不出去，没有这样一个平台，就选择申请晋江市、厦门市的政府购买，或者民政部的项目。所以在获得资助的渠道上，相对来说比较单一。

福建省目前来说，很多的机构，尤其是社工机构，越来越遇到这样的问题：一旦政府“断粮”，怎么办？所以它们也在寻求一些新的渠道，比如积极地去跟一些公益基金会合作，但这个量和政府购买的获得资助量是没法比。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影响：基金会做资助的比较少，和公益组织的合作就比较少，那它们看到公益组织价值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小，这个通道其实还没打通。但这是一个好的方式，好的开头。

      如果未来对于境外资助或境外NGO活动的限制持续收紧，对于福建本土NGO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张洋勇：这里我关注主要有两家，一家是厦门的，它受的影响是比较明显，因为它从境外获得资助比较多，影响到机构年审，现在就是以公司平台来运作。比如在2013年做的一个项目，从一个国际组织获得资助，当时相当敏感。现在这样的从严的政策环境下，对于这种做环境倡导、人权保护、公益诉讼，是有影响的。

但它的筹资渠道其实也是多元的，除了境外的机构资助之外，还包括企业的部分、还有众筹的方式，政府的部分它自己是不太感兴趣的。其实，可以选择把服务和项目落地社区。

说实在话，这种有特色的公益组织，社会很需要，但在厦门这边的，这种机构比较特殊、比较少。有一些机构，之前政府觉得比较敏感，它们一开始接受社会资助，后来因为一直是扎根社区，跟居委会合作，通过这个方式撬开政府的大门，政府看到它的诚意，看到它脚踏实地做服务，最后也产生了改变。

还有一种出路就是做社会企业，例如绿色浙江，现在也是在尝试做社会企业，跟政府的关系是比较和谐的。

所以，在厦门，一些公益机构如果从政府拿不到资金，境外的断掉了，可以寻求众筹、企业资助，以及尝试社会企业。

      从资金多元化的渠道来说，企业也可能是一个比较有利的资助方。从福建的环境来看，这些可能性会在哪？怎样实现？

张洋勇：相比来讲，企业对于公益组织的可能性，我个人更愿意说，我们换一个视角，看看企业为什么要做公益，企业是有他们的诉求的，会很现实地去考虑和公益的合作、宣传或多赢。

企业参与公益的可能性，有两个部分是很重要的，但是相对比较困难：一是企业可以从战略层面上把公益营销部分把它拉进去，但这个部分是很难的。例如美克美家，把公益作为整个企业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把艺术、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家具结合起来，做这个主题下，他们在湘西、新疆这些西部地区可以做一些关于少数民族的艺术的传承和保护，整个就把公益跟企业的战略发展和品牌提升结合起来 ，这是个很好的方向，但确实很难。二是企业可以有一个输出的功能，它的管理模式，业务模式，可以给公益组织一些结合和借鉴。

除了这两个，还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合作和可能性，如资金资助，人才、志愿者的支持，各种空间、场地，可能性都存在，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本文转载自NG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