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人物08】魏勇：带有神圣色彩的生活才有意义
#分会场 教育如何培养思辨能力？#
不会提问、不会思考作为中国学生的一个负面标签，是教育深层问题的突出表现。深受苏联教育的影响，我国的学校教育不重视关于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停滞在“真理-谬误”的简单思维方式，将学习视为知识传授和掌握“科学真理”的过程，损害了学生的好奇心、质疑和批判的精神。现代教育的核心价值是通过研究型学习，发展学生的思辨能力，使学习成为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而非记忆或拷贝的过程，从而促进学生的创造力。思辨能力包括解释、分析、评估、推论、说明、自我校准等基本能力，其核心精神是求真、公正、开放、反思。这是一种反思性思维，其目的在于找到更好的观念，做出合理的行动
之所以不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是因为它不需要雄性荷尔蒙和英雄主义，这对我来说远不够刺激，实际是因为它满足不了我内心与生俱来的对神圣的向往。
之所以厌倦应试教育，并非单单因为应试教育存在的弊病，更多的还是因为应试教育与我个体的精神气质存在严重冲突，应试教育里面的分分计较就像商人的锱铢必较一样消解了生活中残存的神圣性。没有神圣性，工作就是谋生，活着便没有了存在感。
从1990年到2008年，在应试教育中拧巴地生活了18年之后，本真的“我”居然顽固地活了下来，并日益强烈地催促现实中的“我”去寻找有意义的生活。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对我来说，带有神圣色彩的生活才有意义，才能激发我内在持续的热情。而带有神圣色彩的生活一定要超越各种算计并且拥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真理性。这是我年轻时早已经存在的追求。在我看来，最具神圣色彩的生活是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民族国家——即为国家服务或献身，而这里面最具神圣感的职业是军人。因为军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超越个人功利的，并拥有特殊的仪式和宏大的目标，这是我骨子里面喜欢的生活。我努力追求，但因为各种原因与之擦肩而过。于是，一个狂热地热爱军事和历史政治的人非常不情愿地读了师范学院，十分别扭地选择了一个不喜欢的职业——教师。
之所以不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是因为它不需要雄性荷尔蒙和英雄主义，这对我来说远不够刺激，实际是因为它满足不了我内心与生俱来的对神圣的向往。那时，并不懂得什么是存在感，只是因为本能地预见到教师这个职业的乏味而沮丧。不过，由于上世纪80年代大学空前的自由和理想主义氛围，使我很快喜欢上了大学生活。
毕业后，我成了一名教师，随波逐流地教了两届初三毕业班和10届高三毕业班，其中的孤独和苦闷远不是“特级教师”之类的荣誉和表彰所能化解的。作为教师，怎么活才有意义？任何人在这个问题上都帮不上我，唯一能够缓解我精神危机的是自己赋予教师工作的意义。如果教师工作仅仅是帮助学生考大学，那么教书就只是谋生的手段，只有具备超越性的诉求才能让内心有热情，对我而言，这个超越性的诉求就是为未来社会培养新人，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到来添砖加瓦。于是，启蒙，成了唯一的选择。开常识讲座，编写数理工程专业方向的高中历史教材，开发网络学习课程，做历史的游戏课程等，都坚持了将启蒙精神注入到所有这些活动中。
所谓启蒙，康德认为是敢于运用并显示理性，对此，我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解读，启蒙就是持续性的自我反省和真实表达。对我而言，给予子孙后代最大的遗产不是金钱、房产等物质，而是为他们创造一个不用撒谎和逢迎也能幸福生活的社会，为此，我愿意做力所能及的一切。然而，无论怎样，一个教师能做的相当有限，有限到我常常怀疑自己所追寻的意义是否存在。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背景，反而把我从中国式的复杂人际关系中解放出来了，很难把某人作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无论别人取得怎样的成绩都无法在我内心掀起波澜，因为我志不在此，我只关注我要做的事情的进展，我只关注那些与我有着同样价值追求的人们在想什么、做什么。于是，我的生活变得简单而丰富，慢慢对课堂有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和做法并在其中体会到乐趣。
在有了相当的积累后，我逐渐发现了一个道理，就是想要让学生喜欢听你的课，你必须从学生的经验出发来跟学生对话，也就是在书本世界和学生经验世界之间，我们老师所起的作用是要搭建一个桥梁。
比如讲宗法制，西周时期的宗法制是一种按照父亲的关系来确定的社会等级秩序，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之位，那我们把这句话讲给学生听，学生肯定会认识每个字，也理解这个话的意思，但是他可能还不真正明白什么是宗法制。但如果我们从学生经验入手就大不一样，比如，为什么中国人伯父和舅舅的称谓在英语里面却被统一叫作Uncle?显然，这个区分在英语国家不重要，而在中国却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与父亲的血缘关系的远近会影响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这是宗法制度所决定的。这样讲课就比较容易引起学生兴趣。
我们都是当过学生的人，我们最喜欢听哪种老师的课呢？第一，风趣幽默；第二，他在课堂上总能给我们一种新的东西，让我们感觉意外，让我们感觉脑袋被拍了一下。我们一直提倡要尊重学生，我理解最大的尊重并不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和学生交交朋友，关心他的生活，而是在课堂上给他惊喜。
这个惊喜指的是什么呢？我的理解是我们课堂当中常常会有出乎学生意料的、又能够让学生感觉很有收获的一些东西，他可能想到了但是他没有我们课堂上所提供的东西那么深刻，于是他成长了，他更深刻了，对他来说有惊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压根就没想到，结果老师给了一个他前所未有的想法、观念，或者挖掘出了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想法、观念，而且这个想法和观念有相当的合理性和说服力。
课堂其实就是老师和学生一块儿做的一次精神上的旅游，有时候是精神上的探险。在旅游和探险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任何意外，所有学生所看到的景观都是事先所知道的，都是没有超出他的想象力范围和理解力范畴的东西，那么学生不会喜欢这样的旅游和探险，他会在课堂上感觉乏味，他可能就自己去旅游和探险了，俗话说这就叫“走神”了。所以，力争带给学生惊喜，这很重要。
我曾经上过这样一堂课，内容是《美国独立战争》，一开始我放了两段视频，一段是美国拍摄的纪录片《美国·我们的故事》中的一个片段，另一段是英国BBC拍摄的纪录片中的一个片段，这两个片段都是讲的独立战争爆发的原因以及对独立战争的看法。结果美国的纪录片把独立战争称为革命，称为追求自由的正义的行动；而英国的BBC纪录片却认为它是叛乱、分裂、内战，并陈述自己的理由。我把这两段视频一起放给学生看，然后提出了一个问题：独立战争，它究竟是一场正义的进步的解放战争，还是一场分裂国家的叛乱？当时在教室里听课的老师，有美国的老师，也有英国的老师。有一位英国老师不等同学发言就举手要求发言，他说：“这不是一场什么革命！这是一场叛乱！”然后美国老师又对他的看法进行了评价。当时，这堂课听课的老师和同学完全忘记了个人的角色，就这个问题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这样的情形同样会让老师忘掉自己在工作，以为在跟朋友聊天，这是我理想中的课堂，然而现实的升学压力却使得理想不能舒展，尤其在应试教育的那18年，我是且战且行，和考试打着太极拳。文科班按照考试的要求来讲，理科班的按照我的想法来讲。由于坚持这样一条中庸之道，我也获得过“优秀”、“破格晋升”、“特级教师”一类的荣誉。
2008年来到北京后，发现北京虽然在很多方面领先于全国，但就教育观念和教育内容而言，并不比其他地方领先（个别学校例外）。头一两年，为了缓解郁闷，每到周末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在北京四处游荡。较多时候去西单的三味书屋听讲座，听奥地利武官讲北约的战略，听吴思先生讲血酬定律，听贺卫方先生讲孟子和法治等等。除此以外，我或者去万圣书园假装买书，实际找人喝咖啡聊天；或者晚上去北大蹭讲座。
很早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干好教育这一行，绝对不能只在教育圈中混，绝对不能只读教育方面的书籍。恰恰相反，应该尽可能多地和圈外人交往，尽可能多地读教育以外的书籍。一个痛苦而基本的事实是，教育是一个封闭狭隘的圈子，明白人大多不在教育圈，要听到明白人讲明白话，我们经常需要把耳朵竖起来放到教育圈外。尤其，只有站在教育圈外时，我们才能看清未来社会的走向，才能理解作为教师的使命是为未来社会培养新人。
（原载于《人民教育》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