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资助者15丨杨晔:好的治理是基金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杨晔,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副秘书长。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是由宋庆龄女士所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发起的,于1986年成立的一家公募基金会。基金会围绕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各类公益活动,优先考虑妇女、儿童两类群体。作为基金会负责人之一,他很享受项目管理工作所带来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主要来自持续努力后带来的阶段性成果。这也让他能从日常工作中得到持续的动力。他认为,基金会需要从社会影响力的角度,更系统性地看待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并通过全面、综合的方式予以解决。在他看来,中国致力于理事会治理的基金会相对较少,治理不好的基金会很难持久良性运转,好的治理是基金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1. 过去一周做了些什么?

杨晔:一般来讲,我周一上午参加由秘书长和各部门参与的管理层例会,下午是部门内部的沟通。过去一周中我的主要工作是和一些潜在的合作伙伴见面,跟进基金会一些大的项目。这些伙伴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我们资助的机构,另外就是企业伙伴,会跟他们一起讨论如何设立专项基金或者开发新的项目,与已经达成合作的企业就已经开展的项目进行不定期沟通和反馈等等。

 

上周末,我去杭州参加了由凤凰网主办,我们和儿慈会协办的美丽童行公益慈善夜筹款晚会,为基金会的品牌项目农民创业接力棒计划筹款。我们邀请了项目的创始人、捐赠人和企业合作伙伴等共同出席,此外也借机举办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尽管这个活动我们加入比较仓促,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准备,但当晚就筹到了649万余元善款。

 

我在基金会的主要职责是支持理事会制定和更新基金会战略规划,同时分管的职能包括对外传播、品牌管理、信息技术以及以对外合作,内部行政管理的工作也有所涉及。最近基金会新网站要改版上线,另外还有两个与企业的合作项目在进展中。上周我花了蛮多时间修改往来的合作协议。其他还有自己分管部门的人员招聘——编写职位描述并面试候选人。我们基金会没有专门的人做筹资,但因为分管外企合作,作为本职工作中的一部分,很多外企合作基本上也是由我来跟进的。

 

2. 最近资助或了解到的最有趣的项目是什么?

杨晔:有趣在我理解是 a lot offun,而我接触到的项目中,个人感觉有趣的不是很多,但有挑战、有意义的还是不少的。比如我们机构的两个主打品牌项目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是我们和北师大珠海分校以及基金会中心网合作开展的公益人才培养的教育项目,迄今为止已经有两届学生毕业,大家对这些学生的反馈很好,这也是过去三年付出努力之后得到的可喜回报。

 

另外一个就是农民创业接力棒计划,这个项目是我们在战略转型的新工作思维框架下,于2013年设立的实现机构使命的一个重要项目。项目的核心目标是要改变受助农村家庭的贫困状况,鼓励外出打工农民回归原生家庭,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基于对人性的一种信任,受资助的农户可以根据自身意愿,选择符合条件的下一家受助农户进行传递。

 

在我们看来,留守儿童本质上还是城乡二元结构经济发展不均衡,农民在本地无法幸福生活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不是说你在城市或农村给点关怀就解决了。我们希望创造条件,让农民在家乡找到自己的生计,从经济上保障其在家乡能够有尊严有质量地生活下去,这样才能够保证家庭成员在一起。当然我个人也不认为这是解决留守儿童的唯一办法,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很多农民家庭也希望搬迁到城镇去。但这种期望往往是因为城乡差距太大,如果农民在本地收入很高,农村也有较好的教育、医疗等资源,他们也没必要搬到大城市。

 

在这个思路下,只给钱是不行的,还需要帮助他们找到过上有尊严生活的有效途径。在这一点上找到有资质、有能力且有爱心的合作社携手共进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我发现欧洲的合作社还是比较普遍的,而且合作社也未必就是我们概念中的农业合作社。在西班牙这么一个发达国家,有着全欧洲最大的合作社,十几万人,像一个跨国企业一样。这家位于巴斯克地区的合作社叫蒙德拉贡(Mondragon)[1],核心技术是精密机械、轻工业,后来发展成集轻工业、造船、商业、金融和教育等为一体的跨行业合作制联合体。这种模式如果在中国获得成功,农民完全可以成为社会中生活得最好的一群人,关键是看如何允许农民得到他们合理的、该得的部分。个人觉得新型的合作社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

 

在经济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之后,我们期望能在比较成熟的项目点引入我们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各个其他领域的项目。后期的工作不仅可以由我们资助,我们也会邀请其他基金会或公益组织到这些成熟的项目点开展工作。很多事情就是水涨船高的,经济上奠定好基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社会服务才能跟进,社会服务上去了,又能进一步推动经济。在公路尽头的贫困边远山村,你直接去跟他讲教育、文化或是医疗卫生,他是根本无暇顾及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是需要相互匹配的,经济基础扎实了,其他社会服务跟进才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这里呈现的新的工作思维框架,是说基金会从追求社会影响力的角度,更系统性地看待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深入了解其本质,通过全面的、综合的方式予以解决。基金会传统的项目,多是捐钱捐物,做些培训,提供奖助学金等,这些项目不是不能做,而是要放在一个系统的框架中来做。对我们而言,以前可能是看到什么缺就补什么,而现在是把社会的均衡发展作为我们的工作核心。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做的事情比以前更多了,需要更加完善和系统的考虑。我们会选择一个理性的、合理的角度切入到问题之中。比如这个接力棒项目的核心是农民生计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再把我们以及其他合作机构的优势资源,如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项目系统性的纳入项目框架中去。

 

我们本质上是从社区的综合发展这个角度来看待问题,目标是在中国任何一个社区里,都有很好的社会基础设施,人民都可以安居乐业。这当然是一个大的愿景,但总的思路是这样,至少在我们可以涉及的项目点,希望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3. 最近做得比较满意或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杨晔:对于我个人来说,成就感主要来自微小的、持续不断的进展。持续不断的点滴进步,能给我带来最大的欢乐。我觉得工作中这样的机会还蛮多的,不定是某一件事情,而是每天都会看到有些成绩在那里。我觉得这也比较符合大多数人的日常工作节奏,毕竟我们不像房地产中介,谈下一个客户签下一个单子就很开心。从心理学上来讲,成就感这个东西,在你取得成绩后,就已经过了最兴奋的点。对我而言,在这种状态下的工作是令人愉悦的,最起码我每周一上班都是开开心心的,不会抱怨怎么又到周一了。

 

最近我们和一家美方的制药公司谈合作,上周我收到他们确认50万人民币的捐赠意向,这是经过两三个月不懈地沟通才达成的意向,这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这个项目不是传统意义上简单的捐赠。除了资金支持外,他们在公共卫生领域上的专家也会加入到这个项目的设计中去,成为我们在上海加强儿童卫生保健努力的一部分。整个沟通过程中,我们保持良好的互动,共同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4. 最近有没有觉得无力或者无意义感的时刻?

杨晔:不大会有。我以前是做项目管理的,项目管理最大的乐趣是有不断涌现的各种问题,但最终你总是能搞定这些问题。所以说对我而言,我是很享受跟项目管理有关的工作。项目出现问题是很正常的事情,有问题总归有方法解决的,这样就会有成就感在里面,因为毕竟有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搞定的。做过项目管理就知道,任何计划都是会被打破的,因为你不可能会预料到所有的事情。当然这不是说要你放弃做计划。

 

从我在不同行业的工作经历来看,中国的问题是发展太快。公益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发展太快,有很多浮躁的东西在里面。人家国外用几十年走过的历程,我们三、五年、十年,就从形式上走了一遍。至于很多人还觉得发展缓慢,究其根本原因不在这个行业本身。事物发展都有其客观规律,我们要尊重这些客观规律。

 

5. 最近在集中琢磨什么问题?

杨晔:我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正在学习了解的东西很多,包括我并不非常认同的社会企业、非常想进一步了解的项目以及社会效应评估,还有基金会的治理。不单单是外国的最佳实践,而是可以在中国得到良好应用的、适合我们社会现状的治理架构和制度。

 

我是比较希望多做一些比较研究,关注点是国外的做法和制度,如果希望在中国取得同样的效果,需要做哪些本地化的改造。在这个大的框架下,有太多的领域可以学习,比如筹款。很明显可以说美国这套筹款的东西在中国有借鉴的价值,但必须面对我们与美国社会的两个本质区别:宗教信仰和现行的法律制度。你可以谈一些技巧性的东西,如果说本质的社会基础架构是不一样的话,技巧在中国是否实用也会面临一些挑战。

 

对我来说,进入这个行业两年多时间,算是新人,还有很多东西在学习当中。从工作本身来讲,我需要涉及各领域的知识,国内外的东西都会去学习了解。知识这个东西,我比较相信一手的,作者的原始表达。我发现在很多情况下,知识被加工过之后就不是原来的东西了。我自己写作时会有类似的体验——会有意无意的摒弃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东西。毕竟背景信息、社会结构、社会制度都不一样,对很多问题的呈现会造成本质的差别。

 

在现有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有步骤、有方法的提升自己的能力呢?我觉得资助工作是一个经验性的东西,很依赖于个人的学习、观察和独立思考能力。好的资助官员,不是通过某个课程或者培训获得的,他需要有良好的基础性技能和广泛的视野。换句话说,他需要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勤于思考,有敏锐的观察力,有好奇心去了解这个项目到底怎么运作。他可能以前是卖保险的、读数学的、学英语的,这些都是没关系的。资助就是这么一个工作,是与社会的经济、文化、价值观相联系的,是不断变化的。五年前的资助理念放在今天可能完全不适用的。一个资助官员必须是能够不断自我学习,会学习的人。

 

6. 最近哪本书/哪部电影/哪个人对你特别有启发?

杨晔:我什么都看,就是各种各样的书都会去看一点。不大习惯推荐哪本书,除非仅就个人兴趣或文学爱好,否则我不大会贸贸然的给别人推荐书,因为每个人的爱好和价值观都不一样。

 

前段时间在看《曾国藩家书》,感觉这本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书里讲的道理很多,包括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做一个好人,像是一本百科全书。我觉得如果能做到书里面的三成,幸福感就已经很高了。

 

最近听刘心武对《红楼梦》的解读,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他的研究方法给了我蛮多启发,给了我对《红楼梦》完全不一样的理解。现在120回标准版的,在他的研究体系中应该只有108回。我不单单是对他讲的小说情节有兴趣,而是对他考究的方法很感兴趣。

 

7. 最近最关注哪个行业话题/事件?

杨晔:我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行业时间最长,目前对基金会和企业社会责任都比较关注。从基金会角度,我个人比较关注的还是技术层面的议题,因为目前我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更多一些。比如基金会的高效管理,一些新的技术如何在非营利行业得到有效应用等。基金会与企业还不一样,企业的做法需要经过适当调整后才能适合基金会使用。

 

总体来说,对于公益慈善行业我更多还是在观察和学习。我以前工作的一部份是政府关系,所以现在看待行业问题时会用上以前的工作思维,去推究很多政策出台的根本原因,从而知道有些东西是否可做。

 

8. 最近关注哪个社会议题/事件?

杨晔:电梯夹死人的事故。安全的事情在我看来就是天大的事情,但一两周内可以有五六个电梯夹死人,我所在的行业应该要做些什么。

 

9.假如要向行业外的人介绍你的工作和扮演的角色,你会如何描述?

杨晔:自从进了美商会工作之后,我这十多年来做的就是红娘简要来说,就是把不同的社会资源进行配对。比如,把企业的资源跟服务社会的非营利组织的需求配对起来。

 

如果要向行外人来介绍我的工作,基金会就是管大家的钱,管理捐赠人的钱,替捐赠人操心,把钱用在刀刃上,确保这个钱没有被贪污、浪费。基金会通过为捐赠人提供服务,收取服务费。本质上基金会与营利组织的运作没有根本的差别,都需要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两种类型的机构,只是业务范围不一样。对于我们基金会而言,其核心能力在于高效实干的人力资源,规范有效的治理架构,以及基金会本身的声誉。

 

中国基金会讲理事会治理的不是很多,治理不好的话即使现在做得好也很难持久,治理是基金会长治久安的基础。只要有完好的治理架构,就意味着基金会的任何决策都不是某个个人的意愿。我们必须要区分个人意志与机构意志,很多人自说自话,认为个人意志自然而然能够上升到机构意志,这是要出问题的。

 

就我的观察,中国很多基金会的秘书处有僭越自己合理定位之嫌。在理事会合理有效的治理下,秘书处应该严格遵循理事会的意志行事。如果秘书处的同事很有能力,那不妨申请成为理事,从而参与理事会的决策,要不然就应该踏踏实实的按照理事会的要求去做。

 

10.【答资助者问@吕静莲】您认为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是伪命题么?将互联网思维引入公益圈和互联网+公益将会呈现怎样的面貌?

杨晔:尽管我是86年开始学习计算机编程,90年开始用ModemBBS94年作为第一批用户接入互联网,但是我讲不清楚什么是互联网思维

 

然而,如何分析透彻互联网的特性给社会各个层面带来的变革;如何充分利用最新的互联网科技,打破传统壁垒,更加高效地服务捐赠人和受助群体如何用科技创新解决社会问题——如果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似乎就可以解读互联网思维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行业变革。


【资助者问资助者】你有什么想问下一个资助者?

 

杨晔:我们所处的这个行业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很短。您具体使用怎样的坐标体系来判断自己或所服务的基金会的工作表现?


【十问资助者】呈现今日中国资助者的生活片场,描绘当今时代资助者们的群体肖像。我们试图通过系列访谈,邀请资助者回答特定的问题,以轻松有趣的方式呈现资助者群体最近的工作和思考。每个人的道路都不是没来由的,正是我们所思所想,所言所行,让我们兴奋和沮丧的那些事物,最终造就我们每个人。如您有问题问资助者,欢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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