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资助者12 | 陈函思：为什么要做现在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对自己有所交代
（呈现中国资助者的生活片场。社会资源研究所“十问资助者”第12个访谈。访谈时间2015年1月上旬。）
陈函思，澳门同济慈善会北京办事处主任。澳门同济慈善会由曹其真女士及其友人于2006年创办，旨在为弱势青少年儿童提供更公平和优质的教育、为社会培养优秀青年人才，并推动中国公益行业发展。函思对于有效且处于推广突破期和深入解决问题的项目比较有兴趣，她们支持的项目也不局限于某种模式，而更多支持想要解决真问题的人。她认为，在遇到困难和挑战时，要境随心转，尝试活在现在而不是过去或未来。在人才培养项目上，她更在意培养的人对社会是否有担当、能否为社会创造价值。她期待每一个资助者及伙伴们都能对自己有所交代：我们为何要做现在这件事情？
1.过去一周都在做些什么？
陈函思：过去一周的工作可以分为几个方面：1）促进项目伙伴的交流；2）挖掘新的合作项目；和3）了解行业。
周末两天，我参加了我们和西部阳光教育基金会合办的农村学前教育项目研讨会。我们这两年支持了一些学前教育的项目，希望可以借这个研讨会把大家聚在一起进行交流，各取所长，探讨以后怎么通力合作。
周中的时候处理一些办公文件、召开项目的内部评审会，交流对项目的看法，以尽可能地丰富视角。然后还跟我的一些合作伙伴交流了一些对于未来发展的想法，为后面的合作做铺垫。
后面，还参加了“乐平思想汇”沙龙。他们并不是专注在教育领域，但是我能够从中了解乐平如何布局他们的工作。从零开始，乐平沉淀了十二年才告诉别人他在做什么。沙龙中，来自商业投资、学者等不同领域的人各自发表对于公益创投的看法。这其中呈现的元素很综合，启发我思考机构未来战略。
总结起来，这是很紧张的一周，做了很多看似比较“虚”的事情。年底大家都在做总结，我们也在思考自己明年的道路要怎么走。
2.最近资助或了解到的最有趣的项目是什么？
陈函思：我们的工作需要看很多项目，最近有两类项目让我很有兴趣：一类是有效并且处于大范围推广突破期的项目。前两周我看了两个这样的项目，他们的项目都比较成熟，团队很棒。当前都已经到了可以迈上一个新台阶，产生更大影响力的阶段，而不仅停留在做一个个的活动。这样的机构是我们很希望去支持的。
另一类是深入解决问题而不是停留在问题表面的项目。最近有两个高等院校的项目我们正在考虑。一个是通过调整上课方式帮助学生学得更好，另一个希望针对学生在校学习内容和毕业后无法应用的状况做改变。与这两个项目的高校老师交流，能够感受到他们以学生为本、想改变的真诚和努力。我特别想跟他们一起来做好。
总体来讲，我们的项目并没有聚焦在单一模式上，而是希望支持想要解决真问题的人，为他提供相应的资源，把问题解决好。不需要针对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能够切实把一个很小的问题解决好，就会让这个社会越来越好。
3.最近做的比较满意或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陈函思：过去一年比较满足的是：1）建立了一支人员稳定、又都很优秀的团队；2）打破了思想层面的一些局限。以前觉得自己的合作伙伴就应该是公益组织，然后就很发愁，因为可合作的机构很有限。但后来发现，其实空间应该更大一些，除了公益组织之外，还有个人、学校、政府、研究机构、企业等等，路子一下就很宽了；3）与伙伴合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建立了信任关系，可以更为坦诚地交流，也能够开展更多深层次的合作一起解决问题；4）通过我们的工作，让合作伙伴看到自身工作的意义以及还存在努力的空间，合作伙伴主动担起了更大的使命，愿意做更多的尝试。
4.最近有没有觉得无力或者无意义感的时刻？
陈函思：以前可能会觉得有，现在心态换过来了就没有了，实际生活中很多困难都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的。我觉得工作和生活总会有很多挑战，有些坎特别困难，但重要的其实是你的心态。不要心随境转，而是要境随心转。这句话说起来特别容易，但做起来特别难，只是如果能够拥有积极的态度，再大的困难都有迎刃而解的可能。
比如说原来在纽约读书，之后在香港做投资。机缘巧合于2012年9月加入慈善会，从一个福利院的一线工作开始。2013年5月，来到北京开拓慈善会的工作。外部环境变化很大，看什么都会觉得是问题，都会觉得做得不够好。有时甚至会想，要是还在原来的环境，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有一次和一位企业家朋友交流，他对我说“you are thinking too much”。你想得太多了，总是盯着结果，而没有重视这个过程。你可以尝试学会活在今天，而不是过去或者未来。
我很受启发，开始在每天的生活中去尝试他的方法，整个人就变得很开心、很积极。遇到问题，我会去思考怎样解决，让未来情况更好一些，这样就能够更多的看到正面的东西而减少挫折感。以前我会觉得公益行业发展很初级，不够专业。但现在退一步来想，正因为它在萌芽阶段，才让我有很多的空间去做事情，激励我去承担更大的责任。
5.最近在集中思考什么问题？
陈函思：主要是两个问题：1）机构的战略定位；2）怎么拥抱技术带来的便利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我们的工作很多都涉及到农村留守儿童这个群体。我发现许多现存的解决方案都非常传统，不是说这样的解决方案没有用，只是相对于庞大和迫切的需求而言，可能不是最有效的。技术的创新让我们的生活有了颠覆性的改变，那么是否也可以把这个元素带进我们的农村教育项目里，让这些事情做得更有效，而不再依赖过去的路径呢？
过去一年资助了一些项目，也跟何进博士看了很多不一样的教育项目，对教育领域有了一个比较浅层面的了解。这领域里面要解决的问题特别多，作为一家小小的基金会，怎样根据实际情况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做最有效的事情，是我不断在思考的问题。这种事情也是边做边摸索，也会看很多社会发展和商业的例子，希望有所启发。很幸运的是，我们的创始人给了我们比较大的空间去探索。
6.最近哪本书/哪部电影/哪个人对你特别有启发？
陈函思：有三个人对我特别有启发：乐平的沈东曙、福特的何进博士以及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的张林秀教授。篇幅有限，我就讲沈东曙对我的启发。
我初次接触到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是2010年在纽约读书的时候，那时候特别迷恋。因为此前服务过一些机构，觉得NGO效率低、国际组织特别官僚，无法高效解决社会问题。可是后来了解许多社会企业的项目之后，发现很多都是一个joke，不是披着社会企业的概念来为NGO多筹款，就是拉社会资本干着纯赚钱的事情。所以，我开始怀疑是否存在这样的一个模式。最后自己也总结，其实形式不是最重要的，关键的是谁能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个人、学校、公益组织、学术机构、政府等都纳入我们的合作伙伴范畴。
2014年11月，我在卡塔尔WISE世界教育创新峰会见到沈老师，我就问他：我一直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想推社会企业。他说：我其实不在意这个人做的是不是社会企业，我在意的是他的社会创业家精神，是否把社会大众利益放在前面。
这句话打通了我很多想法，不仅限于印证了拿社会企业的形式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这种想法，也影响到我在支持的一些人才培养项目。做教育项目的时候，经常会特别困惑，很多人都来跟我们说要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老实说，我不买这样的账。因为我觉得过去咱们的一流大学也培养了很多尖子，很多很有担当的人也做出了很多贡献，可是也有一部分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以单纯的学习成绩或者成功是不够的。对于人才培养而言，我可能更在意这个人学成以后是否会去做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事情。我们的基础教育、学前教育的项目也是一样，不希望只有单一的价值观，让每个人都有很好的成绩，很棒的学业能力，而是希望将孩子培养成对社会有担当、有爱的人。
7.最近关注行业哪个议题/事件？
陈函思：基金会如何把钱花好，产生尽可能大的社会价值。我们联合几家基金会，与社会资源研究所一起做了CDR：中国资助者圆桌论坛，希望推动基金会学习如何将资金用的更有价值。当前中国很多人都有善心，愿意拿钱出来做事，但都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花好。我们希望除了把自己的钱花好以外，也帮助更多人把钱花好。把钱花出去是容易的，但花好很难，我们自己也还在探索。我觉得即使看似最简单的给学生发奖学金的项目，操作中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8. 最近关注哪个社会议题/事件？
陈函思：我关心的议题比较多，视角也不太一样。就举一个微观和一个宏观的例子。
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问题。2014年11月底，我去河北农村的几所寄宿制学校调研和考察项目。晚上看学校宿舍的时候，我发现一层楼里住了上百个3-6年级的小朋友，可是晚上留下来照顾小朋友的老师就只有2名。睡觉前，每个小朋友都会去打一壶水回宿舍。上楼时，一个大概只有9岁的小朋友手上的水壶突然爆了，小朋友一直在那里哭，也没有人能够帮她，隔了一阵子老师才跑过来跟她说话。小朋友一直哭是因为害怕下周妈妈知道水壶破了会骂她。那时候我就在想，一个晚上在这层楼会发生多少事情？就只有1-2位老师在管着，管得过来吗？这是发生在一名9岁小朋友身上的事情。
去年我在云南农村看项目的时候，在那里寄宿的小孩年龄更小，只有5岁左右，学校根本就管不过来，我如果是家长我肯定不情愿送小孩来上幼儿园。可是，农村的家长有这样的选择吗？如果我们几千万的寄宿生有好一部分都是在这种不安的情绪下长大的，这些小朋友以后得多没有安全感？又该怎么去健康正确地对待人生的挑战呢？我有点不敢想这些事情。不过，我觉得我们正在不断地进步，看待问题单纯的批评是没有用的，我特别希望大家可以更积极地去关注这个问题，一起合力来解决。
可能是因为我的背景是公共政策和经济学，我也会关注一些宏观的事情。我看欧洲的经济差、卢布的暴跌等事情，总会有一些居安思危的顾虑。咱们国家过去经济发展很快，缓冲了很多潜在的社会问题。我们也知道持续的高速增长是很难实现的，如果真的慢了下来或者发生结构性的转变，大量的农民工怎么办，地也没有了，没法回去种地了。切到教育口就是，如果现在没有办法给到大家满足未来20年发展需求的教育，很多人可能会失业，一失业就会产生很多问题，这些东西都可以跟我们的日常工作连接起来。所以我总觉得，基金会要做的不应该只是那种纯粹让人自我感觉良好的慈善，而应该考虑更长远的事情，将当前的项目与宏观发展环境与需求结合起来。
9.假如要向行业外的人介绍你的工作和扮演的角色，你会如何描述？
陈函思：蛮多人对这个行业有很大的偏见与误解。一开始我跟人家说做基金会，他们会以为我是管投资基金的。但我的很多朋友了解之后会觉得我做的事情很有意义。
简单解释我们的工作：基金会有点像商业里的风投。我们也是在投人、投项目、投机构。我们做的事情，像是背景调查、谈项目这些，与风投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我们希望这笔钱能够解决社会问题，产生社会效益，对社会带来正面的改变，而非经济回报。
10.魏宇光提问：我对通过活动进行公众筹款的项目很有兴趣，希望了解这样的项目是这样设计的？对于想要尝试做这类项目的机构有什么建议？
陈函思：我在澳门长大，公众筹款活动对我来说是特别普遍的一件事情，老人小孩都一起参与。比如说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在周末会去“卖旗”。其实就是当志愿者拿着一个袋子上街去向路人为某个NGO筹款。形式是跟路人说“您好，请买支旗吧”，对方就会把身上的零钱放进我手上拿的袋子，我会给对方贴上“一支旗”，其实就是一张小贴子，证明他今天买过“旗”了。这是一件特别普遍的事情，人人都能参与。小孩可以把零花钱捐出来，大人有能力的可以多捐一些，事情也没有什么成本，大家都很开心，觉得今天做好事了。如果你还没有买旗，一路上看到大家身上都贴上旗子，也会想着自己也去捐下款。因为这些NGO是得到过政府审批的，大家都很愿意去相信；而一些没有得到政府审批的机构，很多人就不愿意捐钱。
在内地我认识的很多人都特别想捐钱做好事，可是很多时候不敢捐，主要是因为缺乏诚信，不知道捐的钱，到底是怎么被使用的。所以，做公众募款的核心是诚信和公开透明，这是最重要的。其次，就是项目的有效性。现在的人比较sophisticated，除了捐款给你，还会看你做的事情是否有用是否有效率。做公益是想解决问题的，现在做公益的渠道很多，如果你不能提供一个更有效的办法，那我可能就会选择把钱捐到别的地方去。
此外，我觉得公众筹款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create awareness，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议题、关心这个议题、找到自己可以贡献的点。而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是需要多方出力的，个人、公益组织、企业、政府、研究机构等等。所以，设计公众筹款项目的时候，除了考虑自己要为项目筹到钱外，还要考虑到怎么借此机会让更多的人关注并且参与进来。
【资助者问资助者】你有什么想问下一个资助者？
陈函思：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想问下一个资助者，我还想问所有的资助者以及我们公益领域的伙伴们，我觉得这是一个自己必须对自己有所交代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做现在这件事情，你想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你的解决路径又是什么？什么时候你算成功了? 我经常都会想这些问题来保证我工作的正当性、有效性。
【十问资助者】我们将邀请资助者回答特定的问题，以轻松有趣的方式呈现资助者群体最近的工作和思考。每个人的道路都不是没来由的，正是我们所思所想，所言所行，让我们兴奋和沮丧的那些事物，最终造就我们每个人。我们试图通过系列访谈，呈现今日中国资助者的生活片场，描绘这个时代资助者们的群体肖像。